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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公元1613年）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
在《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年）用一种很欢快的笔调，描述了自己开游第一天的心情。
在过去，常将每月最末一天称为晦。那天应该是农历三月三十日。换算成今天的公历，应该就是5月19日。
他是从宁海的西门出发的，第一站，也是今天宁海的梁隍山，亦称梁皇山或梁王山。据明崇祯《宁海县志》记载，“旧传梁太清（547-549）末，侯景作乱，陈霸先兵起，有王子避地于此，故名。”而在此之前，因江苏丹阳句容葛玄（164-244年）葛仙翁初来浙东时在此修道炼丹，曾称桐柏山。
这也很容易便有了这样一个疑问，一个江苏江阴人，却不远千里，来到这南边的小城，把它作为自己出行的开游地。这到底是什么精神？
宁海，普通话不好的，常和台州的临海搞混，偏偏它们又相隔不远。坐甬台温高铁，从宁波市向南，经宁海，过三门，便到临海。没搞清楚是到宁波宁海的，还是到台州临海的，往往会下错车站。
事实上，宁海曾和临海一度紧密不可分。它们也曾一起属于台州。自1932年到1958年的27年时间里，宁海归属不定，其中17年属宁波，10年属台州。也正是在1958年末，宁海归属宁波至今，日后更是成其南部三县（奉化、宁海与象山）之一。
但相比前身为明州府的宁波，在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为避国号讳，才有今日之名，宁海则早在西晋始建时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顾名思义，这是一片波澜宁静的海湾，一方欢乐、安宁、祥和的土地。
其中，三门湾素有天然深水良港之称。也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开发的港口之一。尽管在今天，它不如宁波港、洋山港有名，但在古代，却是风光一时无两。
今日宁海地图。由于宁海地处台州府之外，历史曾称“外宁海”，天长日久口音偏差便成“华宁海”。
一方面，它地处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中段，位置相对优越，而且距离日本较近，另一方面，它特有的春秋季风和冷暖洋流，让航行变得更加有利。据史料记载，“从唐晚期始，原经朝鲜半岛的中日海上航道（北路），改由南路江浙海直航日本。”
这也让三门湾在五代尤其两宋时期，成为航帮的聚集地，而三门湾航帮更是一举成为浙东民间航帮的一个杰出代表，“著名的有郑仁德、周文德、周文裔、周良史等，周氏兄弟或父子一家是航海世家或海商世家。”（赵福莲，《云散日朗，人意山光》）
其中，周良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海上商人，而且对中国航海技术的提升很有贡献，“他大胆地采用了平衡舵、水罗盘与舭龙骨等船上的先进仪器与设备，使三门湾航帮的造船技术，在北宋初群冠于民间，而又普遍高于官府和军方之水平。”也正是周良史的儿子，成为宁海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七个儿子有六个，先后登进士第。他的一个女婿也是进士。因此被称为 “一门七进士，连女八登科”。
尽管在1940年，宁海与三门分立，但是三门湾的深水良港，更多的还是位于宁海。这对宁海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尽管主峰华顶（高1110米）位于台州市辖的天台县域，而且因为“天台”这个县名，让人误以为天台山属于天台的“私有”，但事实上，天台山脉绵亘于天台、新昌、宁海、三门、奉化、象山、镇海等县市，入海形成了舟山群岛，且以宁海所占为多。相比天台，宁海更像是“天台”。
乾隆曾对状元画家钱维城作《台山瑞景》逐一点评，共得诗十首。可见他对天台山的向往。此为《华顶凌云》：天台最高处，凌云数十里。阴晴皆见日，殊难明其理。经台传何人，依稀始智顗。
在各种典籍中，天台山（脉）“山水神秀”，而且它还是中国南龙大脉中伸入东海之山体之一。徐霞客的《江源考》中便有“宋儒谓中国三大龙”之语，也就是说中国的“山水之势”，组成有三大龙脉。它们都源自“万山之祖”、“万脉之源”的昆仑山，分为北龙、中龙和南龙，然后各自横亘东西。
相对北龙和中龙，南龙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但大家都共认，其位于长江以南地区，脉走东南。在徐霞客看来，“南散为闽省之鼓山，东分为浙之台、荡。”
除此之外，它还和峨眉、五台、九华一样，是中国的佛教名山。它不仅是济公的故乡，还是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发祥地。
这里有与济南灵岩寺、南京栖霞寺、当阳玉泉寺并称中国寺院四绝的天台国清寺。
《徐霞客游记》开篇自宁海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既是南龙大脉的入海之处，同时也是天台宗的重要源头之一。
从崇教寺到梁皇山上的梁皇寺，再到天台国清寺……这既是赏景之旅，更是求法之路。
出生在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而自己幼年也博览群书的徐霞客，想必也必须要知道这里曾出过宋朝的宰相叶梦鼎（1200-1279年），当时权相贾似道如日中天，但史称梦鼎“以孤忠抗大奸，支持危局”；
同期还有著名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年），其以注《资治通鉴》而留存于中国的文学史。和叶梦鼎相似，他同样刚正不阿、不事谄媚，任职庆元府慈溪尉期间得罪了知府厉文翁，被弹劾罢官。日后，他曾被人推荐给贾似道，担任过贾似道幕僚，从军江上。但与贾意见不合，凡有建议，贾概不采纳。最终，他回宁海隐居不仕。
自古以来，在传统帝制社会里，惹恼皇帝最可怜的下场，便是被灭九族。但在方孝儒这里，却被燕王朱棣硬生生地又加了一族，连他的朋友和门生都难逃此劫。
这也能够准确的看出朱棣的气恼程度。此前，身为建文帝臣子的方孝儒，拒绝为朱棣“站台”，宁死也不愿意给他起草即位诏书。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在自己的《野记》里活灵活现地描述过当时方孝儒怒怼朱棣的场面：“语益厉，曰：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
但是正如《野记》的书名，此说来自于道听途说，可信度存疑，事实上，《明史》一书中，只是提到“皆夷其族”。
明成化年间宋端仪撰写的《立斋闲录》还在“夷其族”后列举了“抄扎人口八百四十七人”的名单——这也说明有很多人是被“查抄没收”，而不是被杀死。即使是方家，也有“漏网之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儒的堂弟方孝复曾上书皇帝，请求减损信国公汤和增收的宁海县的赋税，被贬谪戍守庆远卫，因编入军籍，所以逃过一劫。
这种被灭十族的说法，是在明末清初之际开始兴起的，有人猜测，这也是清朝当政者为了树立自身的政权合法性，而对前朝的泼脏水。
方孝孺（1357年-1402年），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
但不管怎样，方孝儒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他出生的故里——宁海狮子山下的溪上方，在1402年那个暑热的夏天，从此炊烟消逝，田园荒芜。
有答案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一报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赏识，二报建文帝对他的重任。没有这爷孙俩，他很难能实施自己“仁义治天下”、“以时世太平为己任”的政治理想。
所以，当燕王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从北平挥军南下，取建文而代之，他不能不“士为知己者死”。但这显然降低了他的格局。
说他为维护“成宪”而死倒是更恰如其分。虽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朱棣以藩王的身份篡逆大统，显然破坏了封建帝制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这无疑和他的人生信仰相违背。换句话说，他死于自己的信仰。
这样一位“倔强”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时代的变局面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面对强权的铮铮铁骨，以及引颈成一快的气节，还是让他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即使时间过了200多年，“不问贤不肖，皆知有先生之文。”（明台州知府王可大《重刻正学方先生叙》）将自己的开游地放在宁海，应是徐霞客对方孝儒的纪念，和回望。
这是一篇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写的文章，“五烈士”之一，便有与他一起编过《朝花》周刊的优秀战士柔石。恰恰好，柔石也是宁海人。
虽然比起方孝儒，柔石算不上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多年来都投身革命，以笔作枪。
相反，为人却很厚实，“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已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这样描述他：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柔石本名赵平复。1928年9月初的一天，他由王方仁、崔真吾引领，来到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拜见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踏进鲁迅家门，成为柔石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这也是“台州式的硬气”这一说法的来源。这似乎并非个例。从叶梦鼎、胡三省，到方孝儒、柔石，让人也看到了，这种硬气在宁海人身上一以贯之。
吾球君想，这大概源于当地的“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环境。攀山弄浪，让这里的人自古便有刚强之气，又有开放、冒险精神。
今天的宁海，将这种“硬气”换了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大山的风骨、大海的气度。
临海城关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祖师，也是徐霞客的前辈，经常公费旅游的王士性（1547-1598年）对此也有自己的切身看法。
他认为，“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说句不好听的是，山海虽美，但在交通不便利的过去，无疑也是天堑。所以，自古以来，台州包括宁海就成为蛮荒之地，“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
虽然到了隋唐之后，整个台州都因为航帮鼎盛而有所发展，但很快便因明清的海禁政策，活力被逐渐。
当然，这也有好处，假如没有日后的倭寇、西方列强等乱自海上来，此地倒像是一个“桃花源”，也很少受到外界的“花花世界”的影响，“故其俗朴茂近古。”也就是人重节义，洁操刚烈。到了方孝儒、柔石，便“迂中带刚”。
这不免让人尴尬，在宁海这种硬气的背后，其实藏着看似丰满但很骨感的现实。一言以蔽之，就是穷，两个字，真穷。
1965年，他出生在宁海的梅林公社，距离方孝儒的故里，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从小他就喜欢画画，所以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跟了一位漆匠师傅学手艺，在他的印象中，当时全公社有五六十号漆匠，家家户户都有手工。
一有机会，大家都喜欢往外跑，他最远的地方跑过兰州白银，而其他人则跑到东三省。当时，像西部地区的甘肃、陕西，远远地要比宁海富裕。
说起来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里除了耕田和打渔，没有其它的发财途径。年轻人要想混出点人样，就得像方孝儒那样读书，但好在山高水长，既是阻隔，同时也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不少竹、木、石、铁砂等自然资源。在劳作之余，宁海人就地取材，做家具、箍木桶、编竹筐……这让宁海自古便有“五匠之乡”的美誉。
五匠到底是哪五匠，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主要的是木匠、泥水匠、雕花、漆匠、石匠，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雕花和漆匠应属于同一门手艺，还有一个名额，应该是篾匠。
这些手工，不仅为宁海人找到了果腹的又一种途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时间的浸润中，将这些手工升华出了一种艺术。
这在宁海流传多年的婚嫁风俗——十里红妆中，凸显得淋漓尽致。当年的宁海，极其重视嫁女，为了使女儿在夫家争得地位，女方大多会打造丰厚的嫁妆。有钱人一般都是请名师“家作”，也就是聘请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来家中制作。
从宁海女人出嫁的“千工床”“万工轿”身上，你能够准确的看出，它就是时间的艺术。
正是在有限的条件中，宁海人将手中的活儿发挥到了极致，在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的同时，也一并获得了相应的尊重。
解放前，前童有个叫童遵云，因为高超的手艺，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木匠。解放后，竹林的木匠王保德以不动大梁维修宁波保国寺，一时“保德师傅修保国寺”名闻海内外。
尽管这些手工艺在今天逐渐不为人知，正如千工床再美也一定会被席梦思所取代，但是它的存在，还是为宁海培养了很多具有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
1959年，城关五金生产合作社开始制造简易的冲压模，冲压铰链等常用的五金零件，而社员中多是在上海谋过生的小铜匠。
这些小铜匠中有潘广田，解放后在黑白铁社中工作，后来又进入了小五金厂。因为小五金厂和大集体厂合并，他又进入了宁海县农机实验厂（农机二厂的前身），就此和退伍转业的储吉旺相识。在特殊的年代中，潘广田并没有对受批判的储吉旺落井下石，日后还多次施以援手。1985年，已经时来运转的储吉旺邀请他一起下海创业，于是便有了今天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还有就是马贞祥。对这位老先生，吾球君并不熟悉，只是从宁海籍企业家鲍明飞的回忆中才得以知道他。正是因为有他当年钻研模具技术并传艺授徒，让鲍明飞深得其益。
1984年，凭借本人在模具设计制作方面的经验和手工技术，鲍明飞创办了宁海县最早的非公有制企业之一，也就是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前身为宁海第一注塑模具厂）。
次年，它便开发了国内第一套54吋彩电塑壳模具。1987年，更是成功研制出国产第一副双桶洗衣机连体桶 。
到1980年代后期，该厂几乎为国内所有知名电器品牌开发过模具，价格只有进口模具的十分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模具企业在宁海一拥而上，这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塑料加工行业。
也正是在此前后，宁海市第一家上市公司——双林集团的前身——宁海塑料制品厂成立。
接下来的1988年，娄甫君、娄甫安创办了宁海县文教用品厂。这是一家起步有些寒碜的企业，只拥有一台注塑机，主要是加工办公盒等简单的办公用品，产品的销售经营渠道也很单一，直接卖给杭州百货站。
这一年，王琛也从宁波师院第一届美术专科班毕业，先是分配到西店中学当美术教师。之后离开教师岗位，开始创业。
说起来，漆匠是跟绘画有着很大关联的手工艺， 一个好的漆匠，不光要会油漆，还要会绘画、雕塑和雕刻。明朝就有一位漆工仇英，白天“为人彩绘栋宇”，晚上便练习绘画，最后被大画家周臣收为弟子，很快成了一位能画人物、鞍马、山水、鸟兽、楼台亭阁全能型画家，与文徵明、唐寅同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
王琛也是在漆匠的同时，充分发现了自己在绘画上的才能。18岁时，作品便在浙江工农兵画展上获奖，并刊登在工农兵画报，也就是富春江画报上。这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他再次求学，并考上了宁波师院。
不得不说，历经风浪的宁海人，同样不惧商海。他们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方面像前辈那样不屈不饶、敢为人先，另一方面结合当地的传统优势，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大做文章，让山陬海澨的宁海自此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2000年10月15日，20世纪最后一届，也是自创办以来顶级规模、到会客商最多的第88届广交会，在广州隆重开幕。
这是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要转机，中国外经贸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中国不断加快入世进程的新形势下举办的一届广交会，所以备受世人的关注，但就是这样的一场盛会，却被来自宁海西店的120余位农民，给“抢”了风头。
承担着中国对外交流重任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为“中国第一展” 。因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所以又称广交会。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一出口平台变为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
当时的新华社用这样一个标题对他们做了浓墨重彩的报道：《广交会上新鲜事：中国农民包机参加广交会》。报道说的是，这些来自宁海西店的120余位农民，在当地镇政府的组织下，包机前往广州参加第88届广交会。
除了新华社之外，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30多家媒体，对此事颇感兴趣。
这也让当年的那些农民企业家感到震惊，有人记得自己刚下飞机的那一刻，“眼前都是记者的‘长枪短炮’，懵了，没想到有那么多记者来采访我们这群泥腿子。”
西店，和方孝儒故里隔着象山港，旧称西垫，以地处铁江西侧，地由滩涂铺垫而成得名，传统上是个渔业、农业乡镇，当年靠着养鸭生蛋来谋生，甚至靠此养出了全国较早的“亿元村”，但是养鸭毕竟只是权宜之策，等到宁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际，它们也果断关停鸭场，创办企业。
双林便是西店走出来的著名企业，与此同时，当时正在镇办企业西店水泥厂的李吉德也辞职创办了宁海非公有制企业的第一块牌子——西店东海电器厂，这是宁海最大的家用电器企业吉德电器的前身。
到了1990年代，手电筒行业更是在西店迅速崛起，手电筒成为了西店的主打产品。它们通过附近的义乌销往全国市场。但和宁海其它产业一样，它同样面临着技术门槛低，竞争非常激烈，只能靠价格战才能生存的尴尬境地。
西店人决定：发展外向型经济，助推西店企业走出去。于是，参加广交会，便成了西店企业接轨国际市场的一个窗口。
主办方对他们头疼得要命，生怕出什么乱子，而他们千里迢迢组团来广州，带来的东西也大多难登大雅之堂。
宁波长荣电器公司总经理潘富荣记得自己当时连样本都舍不得做，就带了7个塑料做的、气味贼大的手电筒，找了家有展位的贸易公司，好说歹说才弄了个角落摆放一下，最终的结果也不言而喻，空手而归。
同样，只带了5个电饭煲、3个电水壶来到广州的宁波峰亚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邬照峰也失望而归，“产品从外观到技术指标，没有一样赢得老外的认可，根本没生意。”
但不管如何，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农民企业家，在什么也不懂的情况下，就勇敢地走了出去。尽管生意没谈成，但这并不代表白花钱。
此后的广交会，他们依旧登门造访。与此同时，他们努力提升“宁海制造”的质量，甚至是内涵。
后来的潘富荣则是另一种故事。他不仅拿到了单子，而且在十年后，他参展的样品，从当初的手电筒早已变成了自有知识产权的LED灯、应急灯、野营灯……
数据也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无比正确：2000年，西店出口额4.48亿元，18年后，西店出口额达36.27亿元，是2000年的近9倍。
前面提到的娄氏兄弟，便同样如此。他们在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之后，开始抛弃代加工，实施品牌战略，走品牌化道路，这也代表着，他们开始在产品、技术和服务日趋同质化的形势下，寻求原创性和差异性，正是这一举动，让得力从文具产业中脱颖而出。
为了保证质量，它们还在2004年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创建得力集团上海工业研究所，根据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进行产品研发；
2006年，在韩国首尔建立平面设计研究所，全方面提升产品设计的品质与档次。
3年后，得力邀请知性女主持陈鲁豫作为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并成为在央视投放电视广告的企业，这种大规模投放，让得力正式从行业品牌向大众品牌转型；
相比而言，鲍明飞更是早行一步。1995年，第一注塑模具引进了宁波市第一台大型CNC数控加工中心，开始向以CAD/CAM/CAE集成为核心的现代制模方式转变。
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传统模具业以个人经验为“蓝本”，过度依赖钳工的手工技能和设计技能的弊端，而是转向信息化生产和管理。
这对几十年来采用手工和机械结合方式制模、习惯了“师徒相授”模式的宁海模具业来说，不啻于一场革命，其既是挑战，也是必然的未来。
在技术转型的同时，鲍明飞也在努力来管理转型。2006年，第一注塑模具从华中科技大学引进ERP管理软件，把企业所有流程都置于这个系统管理之下。为了用好这个系统，包括鲍明飞在内，所有员工都重新进入课堂，接受系统培训。
尽管数年来的发展，让第一注塑模具成为国内行业中的佼佼者，但是鲍明飞心里很清楚，因为模具是单一产品，而且每一副模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限制了产值指数级增长，导致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模具企业是中小企业。企业要想做大，就必须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因此，2004年，企业又投资4000万元成立了子公司——宁波明飞模具塑料有限公司，作为模具产业的延伸，打造从产品研究开发、模具制造到注塑件生产、喷涂、组装的完整生产链，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
在发展过程中，明飞模具依据市场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调整，从生产家用电器配件，到汽车非外观件，再到汽车内饰……
在一步步寻找自我定位的同时，这也“倒逼”母公司的产品方向进行重大调整——由家电模具逐渐转向汽车模具。汽车零配件业务竟成为第一注塑模具的第二主业。
如果说当年的方孝儒、柔石还有些“迂中带刚”，今天宁海人的硬气，已经在开放的冲刷下，少了点迂腐，多了包容与执着。
正是这种硬气的全新塑造，宁海这个早先几乎一穷二白之地，身上竟贴上了五个国字招牌：中国模具产业基地、中国文具产业基地、中国汽车橡胶部件产业基地、中国压铸产业基地，以及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此外，它还是全国首个文具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
徐霞客必然不会想到，在自己去世300多年之后，自己热爱的宁海，和自己的老家，还为自己争得面红耳赤。
战局的开端，是由宁海“挑起”的。2000年，一份来自“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宣言”，让所有中国人既惊且喜，但江阴只有惊没有喜。
因为这份“宣言”，在全国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将“5·19”设为“中国旅游日”的倡议。
这显然不只是民间的倡议，而更多是政府行为。因为“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背后，正是宁海县旅游局。两年后，宁海更是趁热打铁，举办了第一届徐霞客开游节。此后便从始至终坚持不懈。到2019年，已经是第17届。
这种倡议无疑也恰逢其时。早在1979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就确定每年的9月27日为世界旅游日，但直到21世纪初，中国都没有属于自身个人的旅游日，只是在1985年确定每年都有一个省市自治区作为世界旅游日庆祝活动的主会场。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逐渐形成，旅游业也在1998年被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它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标明自身身份的旗帜。
这无疑也蕴藏着宁海的“私心”，因为一旦“5·19”申日成功的话，意味着宁海会拥有一块金子招牌：“中国旅游日发源地”，日后将长期占有“旅游日”营销高地的舆论利益。
很快江阴便回过神来。它显然也看到了竞选“中国旅游日”的好处，更让它愤怒的是，自己的家乡人却被宁海抢先“利用”了。
于是，它也开始做徐霞客的文章，从2006年起举办“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而且，还考证出徐霞客首次出游是在1607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即那一年的3月29日。这一天，21岁的徐霞客肩负行囊，手持雨伞，步行离开家乡江阴，走向太湖，开始了探险和地理考察之旅。所以，如果要设“中国旅游日”，就应该设在3月29日。
双方纠缠不下之时，天台又加入战局。因为徐霞客曾三入天台山，对天台山的着墨也比较多。所以它也得争取，至于给出的时间，只比宁海多一天，为5月20日。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很多建议也蜂拥踏至。但这些建议大多跟徐霞客出行的日子无关。
或者9月28日，因为这一天是孔子诞辰日，并且也是国际旅游节9月27日的后一天；
说起来，这也是跟现实的考量有关，如果3月设立中国旅游日，但此时春寒料峭，尤其北方更是无景可赏。相反的是，5月冷暖适宜，百花盛开。相比5月20日，“5·19”又相对朗朗上口，还是《徐霞客游记》的开游日。
让谁都想象不到的是，早在1997年，宁海就申报创建省级生态示范区，并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无论形势怎么变化、人事怎么更替，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融入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每个方面和全过程。
当其它城市还在为GDP大干快上之时，它们却是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保护。
它们一方面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拒绝污染企业落户。另一方面，尽快调整产业体系，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启动美丽县城、美丽集镇、美丽乡村“三美”宁海建设，突出将一个村作为一个景点、一个乡镇作为一个景区、整个县域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
这种两手抓曾一度让经济数据变得没那么好看，也曾引起人们的非议：日子都过不好，还要什么保护？
但也就是在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的习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两山”的重要思想，给了宁海坚持自我特色发展的充足底气。
事实也证明，这一坚持让宁海受益匪浅。如果说以前的宁海，山陬海澨是它“天然”的劣势，但在今天却成了无可替代的优势。
它让宁海不仅成为旅游胜地，甚至是中国全域旅游发展的样本。意思也就是，到宁海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让你失望。
这里有保护良好的古镇，如方孝儒曾经讲学的前童，到今天，依旧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而溪水哗哗地流过屋脚，有一种“家家有雕梁，户户有活水”的美好景色；
前童古镇始建于南宋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地处浙江省宁海县西南，是一个历史悠远长久，文化积淀深厚，地理环境独特的江南古镇。
这里也有美丽的山村，如拥有依山而建的游步道，山脚下则是星罗棋布的海水养殖塘的越溪王干山，在这里可以“观东海日出，看沧海桑田”；
当然，这里还有“泉心泉意”的康体疗养小镇，与梅林相隔很近的深甽[zhèn]。推开窗便是绵延不绝的森林，加上温润的“玉液金汤”、“醉”人的氧气……这一切，是那些被砍伐得光秃秃的山头，被污染得无法直视的水源，所无法给与的。
村前、面溪的平地上，一只巨大的“飞猪”颇为吸引眼球。这是王琛设计，雕塑艺术家张聪为这个艺术村制作的第一个创意产品。后来放到网上平台售卖，一经推出，便受热烈欢迎。说起为何需要在这一个地区投入巨资，那是因为王琛在走过很多国家之后发现，国外的一些艺术家喜欢聚集在乡下，这样做才能够让灵感在原生态的环境下迸发。
与当年的溪上方只有一溪之隔的溪下王村同样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它走的是“文旅”路线。在村口的省道旁，一尊方孝儒的塑像，背山面水，目光深远，肃然而立。
而离塑像不远，几幢小楼正在风雨兼程地赶造之中，小楼的前面，竖有一块大碑，碑上数个大字：明儒方正学故里。
这种在经济与生态、文化之间很好地把握了平衡，并努力抑制住欲望和冲动的做法，让宁海获得了“国家生态县”、“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等一批国家级荣誉称号，并连续两年捧获大禹鼎。
2017年，宁海县委书记杨勇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很骄傲地提及，“近五年来，宁海游客接待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分别以平均14%和22%快速地增长，去年分别达到1181万人次和131亿元。”在这种快速地增长的背后，带来的是宁海民宿经济的快速地发展。其中，也涌现了不少“民宿网红”。
更让人惊叹的是，好的生态，没过多开发的净地和净空，并没有制约工业的发展，相反在今天成了吸引更多新兴起的产业入驻的香饽饽。
比如说，好的生态环境，也一定是生物制药产业的沃土。2013年，宁海籍留美博士袁崇生回乡，带来了投资1.4亿元建设的宁波紫园生物研发培训中心项目。
在他的牵线下，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宁波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宁波人源抗体药物筛选研发中心等高端项目相继在宁海落户。这让宁海在传统产业之外，集聚形成了全新的生物医药产业。
三门湾也因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很多城市的土地开发接近饱和，想要再发展已无土地可用的情况下，谁也没想到，三门湾以北、靠近东海的临湾滩涂及平原，居然还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利用。
这个在时代变迁面前一度失势，即使为孙中山多次提及，最终因国故只能纸上谈兵的三门湾，在很久内，成了宁波与台州之间的“洼地”，但在今天，作为浙江省乃至全国沿海为数不多的可连片开发土地，它却成了宁海乃至全省在未来产业布局上的一颗重要棋子。
2018年，浙江省政府批复，在此地整合设立浙江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实行省级经济开发区政策。其地域范围有宁海东部长街、胡陈、力洋、茶院、一市、越溪6个乡镇，总面积721.58平方公里，但总人口不到20万。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这块没什么高大建筑的新区，早已成为了航空小镇的理想场所。与此同时，浙江省规划的7个一类（A1类）通用航空机场之一的宁海通用机场也全面开建。
随着总投资20亿元的知豆电动汽车、20亿元的吉利轻量化车身、2.4亿美元的宁波奇亿金属年产23万吨超薄精密合金材料、5.1亿元的双林DSI后驱自动变速器等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一个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核心、智能化为特色的小镇在此逐渐形成。
今天的宁海，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早已实现了从国内默默无闻到全国总实力百强县排名第53位的跨越。而产业更是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重大改变。
如果徐霞客重生，他想必还会选择宁海作为他的开游地，笔下同样会洋溢着欢乐，“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
#作者介绍#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等作品。
《云散日朗，人意山光——试论“中国旅游日”为何选择宁海而非江阴、天台等地》（赵福莲）；《徐霞客与天台山》（承欣茂）；《徐霞客 “自奉化来”之遐想 》（周林云）；《浅议华夏南龙大脉 》（何必）；《桃花溪往事——访宁海方氏后人》（宁海县人民政府）；《鲁迅与台州 》（陈大新，《台州日报》）；《中国旅游日：筚路蓝缕，诗篇写不尽的远方镜像》（品橙旅游）；《宁海西店农民包机参加广交会十周年座谈会在穗举行》（宁海县人民政府）；《“包机精神”闯天下 宁海西店外向型经济发展纪实》（方景霞，宁海新闻网）；《闪耀新星！上亿企业达28家，宁海西店正式迈入“百亿俱乐部”》（宁波经合汇）；《一代钣金之父的殒落——悼念潘广田逝世》（储吉旺）；《第一注塑模具：一颗匠心 两代传承》（黄海清，宁海新闻网）；《十里红妆万工轿》（俞越，《美术报》）；《旅行思想者王士性》（何方形，《台州日报》）……等文献/文章，及图片。
